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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收录的 20 件大事
1. 光复会成立
  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近代革命团体光复会正式成立于上海。由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发起,蔡元培任会长,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以暗杀和武装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共计会员272人(一说560余人),其中妇女5人,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会党成员和商人,也有少数地主士绅和工匠。会员的徽章为中刻一“复”字篆文,旁刻正楷的金牌。陶成章曾奔走联系浙江温州、台州、处州等地的会党,计划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两湖后盾。起义失败后,陶成章避至日本。1905年与兴中会、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但仍有部分会员独立活动。如徐锡麟、秋瑾、熊成基都单独发动过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又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总会,1912年解体。
2. 陇海铁路工人罢工
  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横贯中国东西的大动脉陇海铁路陷于停顿。11月8日,陇海路铜山站,因司门者受机务总管之命,将专为大厂机务工人出入之八号门突然锁闭。愤怒的工人将栅门挤开,为此,有两名工人被开除,于是酿成“八号门事件”。事发后,徐州铁路工人迅即推出代表赴洛阳、郑州、开封各大站联络。北京共产党组织立即派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11月20日晨,铜山站全体机务工人首先罢工,发表了《陇海铁路罢工宣言》,提出了“反虐待”、“争人权”、“光国全”等口号。全路罢工坚持了7天。最后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同时要求书记部正式派代表指导徐州、洛阳、开封各站的工会工作。
3. 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   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发表《人民权利宣言》。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向全国发表宣言说,人民革命政府的使命是:(1)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2)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3)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4)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5)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劳工劳苦群众。宣言表示: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蒋中正亡国残民之政策。因此竭诚希望全国人民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坚决与蒋中正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当前迫切之要求。   同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人民政纲,大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制裁没收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外资企业;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实行外贸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注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改良农工生活;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   直至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4.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选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自11月18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即络绎迁往重庆。20日,中央电台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这条消息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去长沙。撤离简直是逃亡。他们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车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顾上带,但车上已人满为患,秩序大乱,最后是砸开玻璃爬了进去。
5. 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是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指出:暴日分兵西进,副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同日,国民政府还决定,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以及卫生署迁至武汉。11月23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南京乘中山舰抵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意义有二:(一)不受敌人威胁;(二)期能发动全民最广大之抗战力量。
6. 日本战犯本庄繁自杀
  1945年11月20日,日本战犯本庄繁自杀。   本庄繁生于1876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日本参谋部中国班员、“满蒙班”班长、中国课课长、清末驻华使馆副武官长,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活动,1921年至1923年,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25年任驻华使馆陆军武官,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是策划“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   1932年8月,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4月,任侍从武官长,晋级陆军大将。1935年因侵略中国有功,被日本天皇封为男爵。1938年创办伤兵保护院,任总裁。1945年任枢密顾问官。
7. 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召开
  1952年11月20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会作政治报告,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传达了会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召集全国妇联主要干部谈话时对妇女工作所作的指示,并作了关于全国妇联国际活动的报告。会议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会议总结了两年妇女工作的经验,明确了今后妇女工作的任务:有计划地加强妇女群众的政治文化教育,清除存在于妇女群众以至妇女干部中的封建残余思想,特别是依赖、保守、轻视劳动等思想意识;妇女应与各阶层人民一道为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思想习俗而斗争,扫除妇女参加生产和学习的障碍;大力开展妇婴卫生、儿童保育工作,以适应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
8. 英国“小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1959年11月20日,以英国为首的“小自由贸易区”七国(英国、奥地利、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和葡萄牙)在瑞典首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经过了两天的讨价还价,临时签署了“欧洲自由贸易”条约,从而正式宣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分裂成为两个敌对性的经济集团――“欧洲自由贸易”和“共同市潮。   “七国集团”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说,这个条约规定,成员国之间在十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取消成员国工业品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条约还规定,各成员国将有权自由决定它的对外关税。   公报还说,七国集团“决心促使早日建立多边以消除贸易壁垒和促进欧洲经济合作局成员国之间实现更密切的经济合作。”   但是,七国集团的出现显然将大大加剧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和矛盾。西德总理阿登纳在访问英国结束后发表谈话时曾经说,必须“阻止两个集团之间发生贸易战争”,但是他却没有说明如何能来阻止这种“战争”。   在签订条约之前,七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谈表明,这个集团各成员国之间也存在重重的矛盾,特别是英国和挪威、丹麦、瑞典三国之间在农产品、水产品和纺织品等贸易问题上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   芬兰政府曾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七国会议。
9. 日本一家工厂发生大爆炸造成一千二百多人伤亡
  1959年11月20日,日本横滨市的一家为美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制造军火的工厂在发生大爆炸,造成了一千二百多人伤亡的大惨案。据“赤旗报”报道,发生爆炸的东洋化工公司横滨工厂有三名工人死亡,二十多名工人受重伤,附近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中学生三百多人受伤,一般居民一千多人受伤。横滨市消防局,有三十一座建筑物被毁。附近地区有将近五千四百户受到损害,损失约达一亿七千五百三十万日元。这家工厂从1953年3月开始为美军制造弹药。工场里美军的步枪、炮弹和火箭堆积如山。在肇事地点发现的木箱碎片上写明,这批军火的收货人是蒋介石集团的海军。这家工厂的总经理在发生爆炸后说:“同美军有关的工作要继续进行”。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岩间正男当天在国会里就这个爆炸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他指出,在需要安全和平静的文教地区,应该立即封闭这种危险的工厂。附近受害居民以及这个地区内十个小学和中学的校长都表示反对这个工厂复工,并且展开了赶走这个工厂的运动。
10. 替美蒋制造军火日本一家工厂大爆炸
  1959年11月20日,日本横滨市的一家为美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制造军火的工厂在发生大爆炸,造成了一千二百多人伤亡的大惨案。   据“赤旗报”报道,发生爆炸的东洋化工公司横滨工厂有三名工人死亡,二十多名工人受重伤,附近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中学生三百多人受伤,一般居民一千多人受伤。   横滨市消防局,有三十一座建筑物被毁。附近地区有将近五千四百户受到损害,损失约达一亿七千五百三十万日元。   这家工厂从1953年3月开始为美军制造弹药。工场里美军的步枪、炮弹和火箭堆积如山。   在肇事地点发现的木箱碎片上写明,这批军火的收货人是蒋介石集团的海军。   这家工厂的总经理在发生爆炸后说:“同美军有关的工作要继续进行”。   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岩间正男当天在国会里就这个爆炸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   他指出,在需要安全和平静的文教地区,应该立即封闭这种危险的工厂。   附近受害居民以及这个地区内十个小学和中学的校长都表示反对这个工厂复工,并且展开了赶走这个工厂的运动。
11. 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绝食抗法获胜
  1961年11月20日晚上,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副总理本 ?贝拉、布迪亚夫和其他三位部长,以及被拘禁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其他三万多名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在坚持十九天绝食斗争后,停止绝食。   这次绝食斗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法国当局被迫同意给予被监禁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所有监狱和集中营中的阿尔及利亚爱国者以政治犯待遇。法国当局还同意,将由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保证实行这种政治待遇。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宣传部长亚齐德20日在突尼斯就本?贝拉等五位部长停止绝食一事发表表明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向英勇的战士们致敬。“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五位成员绝食的停止和在法国的被监禁的战士们停止绝食一样,是同法国政府谈判的结果,我们的五位同事参加了这个谈判。”   据法国当局宣布,本?贝拉等五位阿尔及利亚部长已被转移到巴黎附近的一个“疗养所”去。法国司法部20日说,“法国当局仍然负责这一房屋(疗养所)的守卫和管理工作。
12. 西德发生政府危机
  1962年11月20日,上台刚满一年的西德阿登纳政府的所有二十名部长都在提出辞职,阿登纳将另行组织新政府。   继自由民主党五名部长辞职以后,基督教民主?基督教社会的十五名部长20日也提出辞职。   引起这次政府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参加阿登纳联合政府的基督教民主?基督教社会同自由民主党之间围绕《明镜周刊》事件在最近展开的一阵争吵。10月下旬,西德联邦检查长未经事先通知司法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斯塔姆伯格,就以泄露“国防机密”为理由,查封了《明镜周刊》。事后,自由民主党指出此事同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有关,要求阿登纳把施特劳斯撤职。   自由民主党要把施特劳斯撵出政府,是打算增加它在联合政府中的势力。在阿登纳拒绝了这一要求后,自由民主党即决定要这个党在联合政府中的五个部长辞职,并且由斯塔姆伯格在20日代表这五个部长向阿登纳提出辞职信。   自由民主党主席蒙德在20日就这个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坚决要求施特劳斯离开政府。并且坚持要阿登纳按照两党7月间的协议规定,在明年秋季辞去总理职务。   随后,阿登纳的党基督教民主议会党团执行会议20日也在阿登纳参加下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它在政府中的部长也提出辞职以使阿登纳“不受束缚地”组织新政府。这就是说,使阿登纳能够较自由地同自由民主党讨价还价。
13. 西班牙佛朗哥结束独裁的一生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达30多年之义的佛朗哥因病逝世。佛朗哥是一个靠屠杀人民起家、以残暴统治而著称于世的人。他生在一个军人家庭。1912年被派往西属摩洛哥,多次参加了对摩洛哥人民起义的镇压,由于他镇压起义有功,1926年被提升为准将。1928年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院长。1931年西班牙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国后,他曾一度被调入后备役,不久即被任命为巴利阿里群岛部队司令。1934年,他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起义。1936年,西班牙举行大选,人民阵线获胜,成立联合政府。7月,他纠合了一大批法西斯军人从西属摩洛哥发生了反共和反政府的叛乱。他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使西班牙内战从1936年7月打到1939年2月,持续了近3年,屠杀了数十万西班牙优秀的儿女,终于建立起了他的独裁统治。他集“西班牙领袖”、“国家元首”、“大元帅”、“武装部队总司令”等头衔于一身,1967年,西班牙设立总理,他又兼任总理。佛朗哥是法西斯势力喂养长大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为德、意法西斯做了许多事,最突出的,就是他曾派出“蓝色师团”参与了希特勒的反苏战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包庇下,他依然统治着西班牙。一切进步的力量继续遭到残酷的迫害,人民继续遭到沉重的剥削和压榨。
14.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世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终身摄政王、法西斯军人独裁者佛朗哥在马德里病故。   佛朗哥生于1892年12月4日。1907年入步兵学院学习,3年后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军队中服务。1935年升为陆军总参谋长。1936年7月,发动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于1939年3月,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自任国家元首,只允许法西斯长枪党一党合法存在,实行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遣“蓝色师团”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战后,为摆脱孤立窘境,作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佛朗哥为终身摄政王,掌全权。1975年11月,佛朗哥死后,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一世继承王位。
15. 西安――拉萨航线通航
  1979年11月20日,西安飞往拉萨的班机正式通航。   七十多名乘坐首次班机的旅客,在五千至八千米的高空,先后飞越气势雄伟的六盘山、明澈如镜的青海湖、一望无边的柴达木盆地和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等地,历时五个多钟头,飞行二千三百公里。西安――拉萨航线的开辟,使人们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中南、西北一部分地区乘飞机进藏,比过去少花两三天时间。同时,也可以减轻成都至拉萨航线旅客拥挤的压力。
16.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全文公布。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为了篡党篡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包括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死于敌人的监牢和炮火,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他们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数不清的冤狱。国家栋梁、民族精华被摧残,无辜忠良、黎民百姓遭株连的不计其数。他们为了实现“乱中夺权”,挑动大规模武斗,指挥打砸抢抓抄,肆意“砸烂公检法”,煽动毁我“长城”,疯狂破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整个国家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但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而且秘密准备了自己的武装叛乱力量。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相继败露以后,就先后策动武装叛乱。林彪一伙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这伙反革命分子要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获得解放和统一起来的祖国,重新投入黑暗痛苦和分裂内战的灾难深渊。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以如山铁证,控诉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说明,林彪、江青一伙根本不是什么政见不同,犯路线错误,而是犯下了残害成千上万人民的血淋淋罪行的反革命刑事犯。早在1966年8月,刘少奇仍担任国家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找了雷英夫,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让雷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林彪,再由林彪批送给江青。这完全是蓄谋陷害,哪里是什么路线斗争、路线错误?他们恶毒地给刘少奇同志罗织罪名之后,继而组织残酷批斗,最后摧残致死。为了迫害刘少奇,单是江青就擅自决定逮捕关押了11个人,其中2人被折磨致死。他们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内人党”案、“冀东案”、“赵健民特务案”等许许多多冤案,使几十万人受诬陷迫害,几万人致死。林彪一伙为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秘密地非法地组织所谓“联合舰队”;张春桥为了诬陷、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上海建立并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凡此种种,充分证明林彪、江青这一伙是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篡党篡国。就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法律问题,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说,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九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按照这一条的规定,对于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刑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而《刑法》认为是犯罪,则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刑法》没有溯及力;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刑法》也认为是犯罪并应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没有溯及力;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重,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认为是犯罪但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在这种情况下,《刑法》有溯及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的江青等10名主犯所犯的罪行,无论按照他们犯罪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还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法令、政策,都认为是犯罪。例如,他们所犯的反革命罪行,无论按照1951年制订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或是按照1979年制订的《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又如,1953年由政务院政务会议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中规定,对于“蓄意陷害好人的坏分子,或挟嫌报复并给了被告以重大损害的诬告分子”,在法律上“应予以追究”;“对于有意制造假案陷害好人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究办,最严重者并应处以死刑”。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意见加以审议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各级法院实际均作为判案依据的《刑法草案》第22次稿,规定了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率领或策动武装部队叛变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由此可见,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认定的10名主犯分别犯有的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等所有罪名,无论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或现在的《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刑法》第九条,规定了新旧法相较“从轻”的原则。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同现在的《刑法》比较,同样的犯罪,前者定刑普遍比后者为重。《条例》定刑几乎每条都规定有死刑;而《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条文中,死刑的规定较少。例如,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1957年的刑法草案第22稿规定,“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策动武装叛乱的首要分子,《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现在的《刑法》对这两种罪规定,“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由此可见,适用《刑法》符合“从轻原则”,是既合乎于法理,又完全有法律根据的。需要说明的是,新法轻于旧法时具有溯及力,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而且是国际上的通例。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被押上历史审判台   被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被告席上听候判决的江青   被告人张春桥
17. 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江反革命集团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下午三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后,江青等十名被告一个个由法警押送到被告席上。   在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起诉书指出,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列举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犯有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之后指出,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特别检察厅确认,十名主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法庭正中,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旁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面是特别法庭的全体审判员。坐在他们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审判席的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   起诉书宣读完毕,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下午五时二十分,庭长宣布休庭。   来自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八百八十人,旁听了审判。他们当中许多人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专注地听了起诉书中指控的江青等十名主犯的滔天罪行,对这一伙反革命元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灾难,表示无比愤慨。
18. 联大决议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
  1980年11月20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   这项决议的草案是由巴基斯坦和其他41个国家联合提出的。主持正义的各国在4天的激烈辩论中团结协作,挫败了苏联的种种阻挠和阴谋,终于使这项决议以111票赞成、22票反对、 12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次投赞成票的国家比这年1月份特别联大通过类似决议时增加了7个。   决议对外国军队继续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难民不断增加表示严重的关切。   决议重申,阿富汗人民有权在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颠覆、压制或约束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体形式和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决议强调,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是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决议呼吁有关各方努力争取达到政治解决,并创造必要的条件,使阿富汗难民能自愿地在安全和不受侮辱的情况下返回家园。
19. 我国首次赴南极洲考察船队启航
  停泊在南极乔治王岛民防湾中的“向阳红10号”科考船   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赴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启航出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和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举行隆重的启航仪式。海军政委李耀文、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分别将五星红旗、镌有邓小平同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题词的铜匾和“中国南极长城站”铜质标授给考察队。11月20日,“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并肩昂首停靠在黄浦江边,两船主副桅上按照航海的最高礼仪挂“满旗”,向祖国和人民致敬。10点05分,南极考察编队总指挥、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德鸿向领导请示启航,指挥台上一声令下,汽笛长鸣,考察船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徐徐离开码头,驶向黄浦江口。按照计划,南极洲考察船队以18节(每小时18海里)的速度不间断地驶往太平洋彼岸。编队将于12月中旬抵达阿根廷南端火地岛上的乌斯怀五港,经短期停留后直插南极半岛,1985年1月到达目的地。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是1984年10月8日上午在北京成立的。这支考察队在南极半岛地区的亘古荒原上建立我国第一个夏季科学考察站,并开展对南极的多学科综合考察工作。我国进行的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包括两大部分:南极设站及考察、南大洋考察。将有数百名航海人员、科学工作者及施工人员分乘两艘万吨级远洋轮参加这项远涉重洋的壮举。有关方面已经组成了这次考察的指挥机构,由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德宏担任总指挥。担负南极登陆建站及科学考察工作的南极考察队由50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10余个部门的20多个单位,年龄最大的55岁,最年轻的只有19岁,绝大多数是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自从1492年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世界上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探险家、生物学家、海洋学家和地质学家,远渡重洋,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地球的最南端找到了“南方大陆”――南极洲。对南极的探险,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帆船探险时代、英雄探险时代、航空考察时代和常年考察站考察时代。帆船探险时代是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在1772年至1775年期间,第一个环绕南极航行一周,在他以后,又有不少国家的探险家驾船越过险滩暗礁,向南极洲进行探险。英雄探险时代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澳大利亚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最先登上南极大陆。他在1907年11月,第一个到达了南极极点。后来,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2支南极探险队,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第一次在南极大陆使用无线电波通讯。如今屹立在南极大陆上的澳大利亚莫森站,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探险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航空考察时代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探险家查理德?伯德,在1929年11月第一次驾驶飞机,飞越南极点,并进行了大量的航空测量工作,取得了不少珍贵资料。常年考察站考察时代,是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据报道,现在世界上已有26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5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目前,各国仍在争先恐后地在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资源富集地区建立基地,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和研究。      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及长城站路标。左上为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中)率团到南极慰问
20. 聂卫平获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胜利
  1985年年11月20日,聂卫平获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胜利。   聂卫平,1952年生。中国围棋运动员。1975年在我国近代围棋史上第1个战胜来访的一名日本九段棋手,1976年东渡日本一举击败4名日本九段高手,取得七战六胜的战绩,获“聂旋风”的赞誉。1985年11月20日第一届NEC中日围棋擂台赛作为中方擂主出战,接连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最后决战又胜日本终身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在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又两次获胜。他曾得首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被评为1985年中国体育十佳、亚洲体育十佳和世界体育十大明星之一。   这次NEC中日围棋擂台赛,可谓棋逢对手,出现了双方打擂者全部登台,最后主将决战的最佳局面。历时一年余、大波起伏的搏斗,吸引了两国和世界围棋爱好者的关注。   我国棋手在这次空前的大赛中获胜,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这表明,起源于我国而沉寂一百多年的这项中华绝艺开始了振兴,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赶上日本的目标得到初步实现。二十余年取得如此进步,速度是很快的。这是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关怀倡导、几代棋手们艰苦奋斗的成果。   比赛中,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名不虚传,功底深厚,藤泽秀行主将年逾花甲,雄风未减,都给人深刻印象。我国棋手中,聂卫平和江铸久的成绩最出色,他们苦心钻研,顽强苦战,敢于向“超一流”棋手挑战,鼓舞了棋界的信心。我方八名棋手比日方平均年轻十岁,这是可喜的势头。这年确实到了围棋起飞之年。擂台赛之胜并非孤立事件,在其它比赛中,我棋手也取得好成绩。   5月,中日围棋对抗赛打平;三番战我方获胜;10月,中日电视快棋赛,马晓春战胜了日本电视快棋赛冠军桥本昌二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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